文/伯爵在城堡
（原载于《全球商业经典》2013年4月刊）

2003年夏天，电视里到处是带着口罩的“面具侠”，连广告都比平常更少了。远在海南出差的老妈半夜两点钟打来一个电话，说她不能按时回家了，还叮嘱我千万别感冒，哪哪哪又死了几个人。奶奶去超市一口气买了六瓶醋，说多吃醋可以预防传染，结果那星期全家人都吃得胃里翻酸水。虽然当时我才10岁，但是我知道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和一个“人”有关，它就是“非典”。
那时，所有人都在面临抉择。上班的人考虑要不要休假，上学的人考虑要不要休学。听说电影院暑期档的票价从五十降到十五，街上除了口罩、板蓝根和消毒液之外，其它商品都在打折。我也在考虑，不过我考虑的是要不要趁这个“人烟稀少”的机会，上街去转一转，到公园、广场、步行街、肯德基（如果还营业的话）这些平常人流量大的地方，至少这次不必再担心轮椅蹭到别人身上了。
1993年我出生在新疆博尔塔拉，那是一个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小地方。父亲曾经是一名旅游司机，每年大江南北四处奔波，母亲身兼数个公司的会计，地点相隔数百公里，每月有一半时间要花费在路上，而我自出生起就不能走路，原因不明。我常笑说，是我父母一生跑了太多的路，最后使我“无路可走”。
自从出生以来，我就被医生断定活不过五岁。每年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我都要到医院里住上一两个月，准时得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。住院的名目自然比一般人要丰富，什么肾结石、肾积水、胆囊炎、肺炎、肺部感染、心脏衰竭，它们就像徐志摩写下的诗句一样，“轻轻地走，又轻轻地来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只留下一张张的病危通知单。老妈有心，厚厚一沓纸被她用一根十厘米长的钉子钉在墙上，说这很有纪念意义。
六岁以前，我一直在全国各地看病。当同龄人还在上幼儿园时，我已经去过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的医院里“参观旅游”，当同龄人嘴里嚼着两块五一包的干脆面时，我正体验着价值百万的医疗仪器在我身上四处游走。记得有一次是去河北石家庄，传说那里有一个能让人起死回生的气功大师，他成立了一个气功学校，校门口塑起一尊象牙白的石雕，形象是他自己坐在一朵莲花上闭目养神。一夜之间，几乎全国的病人都成了这间学校的学员，其中当然也包括我。
那座学校最大的奇观，就是每天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病患围在石雕前磕头烧香。虽然我从来没磕过，但是我奶奶曾替我磕过一次。后来每天磕头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说：“离石雕越近，磕头就越灵验。”于是票贩子应运而生，离石雕越近的位置票价越贵。我奶奶不舍得花那钱，也就不再去了。
气功学校的住宿有限，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学校周围租房子住。我最初也是如此，跟爷爷奶奶一起，租了当地人家里的一间卧室，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共用的。那院子住的基本上都是病患，屋里屋外都是人，尤其到了夏天，蚊子比老鼠还大，老鼠比蚊子还多，各种方言通过流动的热气混杂在一起，令人难以忍受。
那时候，我对人多的场合有一种抵触心理，也不像一般孩子那样爱凑热闹，经常是自己抱着一台破收音机，一个人坐在小院门前的一条小河边，朝河里丢石子。清冷的月光倒映在水面上，总能使人心底流过一丝微微的凉意。奶奶常说：“月圆的时候，许愿最灵。”可惜不是每天都有月圆。后来我偶然发现，用石子击碎水中的月亮，会有瞬间的月圆出现。于是我每次无聊的时候，就喜欢来河边扔石子，对着水中的月亮许愿。直到长大以后听见张惠妹那首《一想到你呀》中的歌词：“……丢一枚钱币等月儿圆。”我都会感到那么亲切。
离开夜晚的宁静和惬意，白天的日子总是备受折磨的。那时候，每天就是三件事：推拿、气功、针灸。去之前要先买票。推拿是一次七块钱，气功是一次五块钱，针灸是一次两块钱。而我一直都弄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技术含量要求更高的针灸，价格却要排在最后？
每天早上，气功房里都是人头攒动，你要不拿出“舍我其谁”的决心，玩儿命往里冲，最后“舍”在门外的就是你。所以排队的任务就落在我爷爷的身上。解放前，他曾经是国民党骑兵连的一名骑兵，他的口头禅就是：“骑兵下了马，也是骑兵。”
气功房里没有凳子，更别提床了，只有一张看起来十分突兀的台球桌摆在角落。我不能像别人那样站着，所以只能躺在台球桌上，看着一群人在对面喊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口号：“三三九六八一五，宇宙能量灌全身……”
有一次，一个30岁左右的气功师傅，站在离我一米远的距离，一边挥舞双手，一边说：“‘现在，我正用气功给你按摩，现在，我正按摩你的肠胃……”他的两只手在空气中挥动，骨节捏得咔咔作响。
晚上回家，我就感到胃疼。强大的心理作用让我觉得是他用力过猛了……
我还认识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小姑娘，名字叫毛毛，她比我大几岁，长得很漂亮。每天她妈妈都要带她来扎针，母女俩牵着手，走过长长的楼梯。毛毛为了证明自己即使看不见也能跳得远，一路上都是蹦蹦跳跳的。她妈妈一边嘱咐她别跳，一边担心地握着她的手，一刻也不敢松。两个人穿过拥挤稠密的病房走廊，坐到一个能晒到太阳的窗户底下，静静等待针灸的大夫。毛毛总是喜欢坐在面朝窗户的位置，金色的阳光透过玻璃，洒在她粉红的脸颊上。她双眼微睁，面带微笑，像是一个降临人间的天使。周围人都笑她：“这丫头不嫌晒！”而她却笑着回答：“妈妈说，只有吸满阳光的眼睛，才能照亮世界。”
“……吸满阳光的眼睛，才能照亮世界。”许多年后，我读过几本书，仍然觉得这句话比海子的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更能让我感到温暖。
那时，我每天最开心的就是能和毛毛坐在一起，所以我每次扎针都去的特别早，为的就是能提前占领最靠近窗户的位置，这样就能和她待在一起很长时间。可是跟漂亮姑娘待在一起，时间再长也是短的。针灸一次需要两个小时，为了珍惜每一分钟，我会不停地跟毛毛聊各种话题，或者给她猜谜语、讲笑话，而且每天内容都不重样。实在无迷可猜、无话可笑时，我还可以自己编，我那时一晚上可以编出十几条谜语或者幽默段子。那大概就是我的第一次创作。
偶然一次，毛毛来找我，那天正好赶上停电。窗外夜色如墨，大雨滂沱，时而划过一道闪电将屋子照得惨白。家里的大人不知去向，只留下我和毛毛两个人看家。我当时很怕黑，于是点燃一根蜡烛放到桌上。火苗燃烧着、跳跃着，我和她一动不动地趴在桌子上。我问毛毛：“你怕黑吗？”她想了想说：“妈妈说了，看不见就不会怕黑。”
我意识到蜡烛只能给我一人带来光明，而毛毛的世界依然是黑暗的。我问她：“那你害怕什么？”她好长时间没有回答，过了一会儿，她轻轻地说：“我害怕自己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黑。”
外面的雨，很快就停了。毛毛离开时，要我明天扎完针到她家里去玩，我说好。然后她就和她妈妈走出了大门。
第二天，我并没有赴约。因为发烧，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，大脑强忍着睡意，思考自己明天应该如何解释失约的原因。
隔天早上，我再去扎针，病房和之前几天完全一样，只是窗户底下坐的人，不再是毛毛。我问旁边人，毛毛今天怎么没来？那人摇摇头说：“哎——那丫头的动作太快了，没抓住啊！”
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昨天毛毛扎完针后，一直在病房等我。她等了很久，直到大部分病人都走光了，她仍然不肯离开。毛毛妈妈和毛毛起了争执，两个人相互撕扯。毛毛挣脱了她妈妈的手，沿着墙壁向门外飞奔。可是她只能摸到面前的阻碍，却无法预估脚下的危险。这医院没有人能想到，楼梯口那个不起眼的垃圾桶，竟会将眼睛看不见的毛毛绊倒，从十八级的台阶滚落下去，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脸。
我不知道毛毛是否还活着。也许她已经死了，带着她“吸满阳光的眼睛”去照亮另一个世界；也许她还活着，或许意外能让她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重见光明。总之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毛毛。而我编的那些谜语和笑话，也再没心思对别人提起。
这件事情对我一直有很大影响，也让我对那地方有一丝失落和无法言说的复杂感情。
半年以后，我离开石家庄回到新疆，除了人比来时瘦了一圈，此外别无收获。唯一有收获的人是我奶奶，她回到新疆就被检查出得了糖尿病。
又过了几年，我在电视上看见那家气功学校被公安局取缔，那位气功大师以诈骗罪被拘捕，那尊象牙白的石雕也随着铲车的开进，轰然倒塌。
从那之后，家里人不再带我去做那些无谓的检查了，但这不代表我就能远离医院，相反，我住院的次数正在以“烽火燎原”的态势逐年递增。
12岁那年，第一次胃出血，胃里像是丢进去一块烧红的铁板，火辣辣的。八天八夜水米未进，原样吃进去的东西还得原样吐出来，深黑透红，别提多鲜艳了。医生和我家熟识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再这样下去不是病死的，也是饿死的。”
吃不进食物，生命就只能靠输液维持。手和脚都扎满了针，最后只能剃个光头扎到头上。即便如此，一根健康、充盈、饱满、弹性的血管，仍然供不应求，许多药品只能挂在墙上排队等候。
后来医生拿来一个“三通”，那是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塑料管，一端接在针头，另外三个接口分别连接三瓶不同的液体，这样一枚针头就可以同时吊三瓶药。那时候，我身上到处都是这样的针管。偶然间从昏迷中苏醒，看见头顶挂满了亮闪闪的玻璃瓶，感觉就像燃烧的孔明灯。
医生叮嘱每小时要换一次药，晚了就要出问题。老妈担心老爸粗心大意，非要自己守在床边。她在巴掌大的小板凳上坐了三天三夜，像我一样不吃不喝一动不动。如果不是医生要找她谈话，我猜她会比我坚持得还久。医生要说什么大家都知道，无非是什么病情危重，做好思想准备之类的。不过这话老妈根本没机会听到，她一出病房就在医院的楼梯上摔倒了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：“就跟没长腿一样，没感觉了。”最后，还是护士把她扶回病房，打了一瓶葡萄糖，然后被老爸强行送回了家。
半个月以后，我出院了。一个漂亮的小护士过来给我拔针，她笑盈盈地说：“真没想到你又活过来了！”我说：“阎王嫌我太善良，上帝嫌我太混账，他们都不肯收留我，没办法我只能回到人间。”
这次出院以后，老妈更不让我随意出门了，甚至偶尔的家庭聚会也不允许我参加，因为医生怀疑我是吃了外面不干净的食物导致的胃出血。于是原本就有限的生活范围，因为医生的一句话变得更小，小得就像陷进了这个世界的酒窝里。所以我常常想，也许这就是自己爱笑不爱哭的原因吧。
毫无疑问，一个人的生活是寂寞的。记得有人说过：“世界上最难过的事情，莫过于多年以后，我们彼此发现对方都已经改变。”这真是一句漂亮的蠢话，最难过的事情从来都不是“彼此的改变”，而是所有人都在改变，只有你还一成不变。尤其是当你目送儿时的玩伴踏上远去求学的列车，或者听见自己曾经暗恋的姑娘告诉你她即将结婚的消息，又或是看着电视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为了梦想打拼未来。而你却坐在冷清无人的书房里望着四面灰白墙壁，这种人生停滞带来的挫败感，常人往往难以想象。虽然我的父母都很善解人意，但有些东西仍然是他们无法真正了解的。
虽然不情愿，但我却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。它鼓励你去思考人生的意义，它要求你拥有一颗坚毅的心灵。可是，对那些勤于思考的人，它并没有恩赐以幸福，而对那些内心坚强的人，它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予打击。但是反观那些愚笨、怯懦的人，他们或许更容易获得长久的安宁与满足。
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过着浑浑噩噩、自暴自弃的生活。我不再读任何一本书，不再主动和别人说话，不再表达自己的喜好。每天沉溺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中，用当时尚且可以自控的双手，完成一场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杀戮。或者用最粗俗的话语谩骂一个素未谋面的网友，仅仅是因为对方游戏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失误。时至今日我也想不明白，自己当初为何要那样做，但我知道，只有如此，我才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我必须用别人的伤痛与愤怒，才能证明自己仍然活着，我必须用虚拟世界里的荒唐胜果，才能麻痹现实人生中的残酷失败。
那一年，我十五岁。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。
直到某一天，一个停电的雨夜，我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世界原来如此脆弱不堪，只需要一场稍大的雷雨就可以使它顷刻毁灭。我盯着黑暗的电脑屏幕，听着窗外雨水落地之声，仿佛是无数锋利的石子击打在我的心窝，痛得我流下了眼泪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，但我确实哭了，也许是对自己的失望，也许是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，当然，更大的可能还是对人生的绝望。
那时候，我并不能真正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那时以为，人生就像一杯水，疾病就像一滴墨，它让我的水浑浊暗淡，让我的人生失去光明。
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人生可以是一杯水，也可以是一片海，关键是看一个人的内心。心是大海，便能包容缺憾，同化污秽，永远保持自身的通透明净。
命运如此，休论公道。不幸与幸运一样，都需要有人承担。可惜人生需要经历，需要沉淀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不能明白这个道理的。
那个下雨的夜晚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它用直面孤独与黑暗的方式，把我拉回现实，让我重新思考关于生活的种种问题。比如生活、梦想和未来。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将会在何时死去，但至少不是现在。在死之前，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然而这条路必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去走了，那我又该朝何处进发呢？
从那之后，我开始认真地对待生活，每天阅读大量的书籍。正如狂人尼采所说：“凡不能毁灭我的，必使我强大。”孤独和痛苦的日子，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对那些尚未翻阅的书籍，保持一种“生吞活剥”的好奇心。我就像当初迷恋网络游戏一样，用近乎自虐的方式，一天十几个小时不间断地阅读。每到夜里，当我闭上滚烫火辣的眼睛时，眼泪就会像一锅沸腾的开水不自觉地淤出眼眶。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精神上的“饱腹感”。这种显而易见的疼痛会让我感到踏实和安稳，让我意识到生命的真实存在。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读书是为了什么，但我觉得这就是认真生活的表达方式。
然而，疯狂地阅读并没有给我乏味的生活带来多少乐趣，反倒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寂寞。就像一本书上说的：“你知道的越多，你越会觉得自己像这个世界的孤儿。”
我希望能有一种途径，可以把我人生中最华彩的篇章，拿来提前上演。就像转瞬即逝的绚丽烟火，用自己全部的能量照彻夜空，随后归于沉寂。
如今我已经二十岁了，对生命和死亡都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思考。假如人类的生命被迫要时刻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，那我想没有人能比我所处的位置更加危险了。所以我从不感到恐惧，也无需恐惧。命何足惜？不苦其短，苦其不能辉煌罢了。没人能挽留你在这个世界，就像没人能阻止你来到这个世界。如果非要说害怕什么，我只是害怕上帝丢给我太多理想，却忘了给我完成理想的时间。
后来有一天，老妈突然问我：“假如当初是你得了非典，你会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会立马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，将来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，不能用的器官拿去做医学研究。这总比最后烧成灰的结果要强吧？”
这念头在我心里已经不止一天两天了，而且未来必定要去付诸实践。这不是我有多么高尚，更谈不上有多么伟大。我只是单纯地认为，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。这世界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应该尽量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。纵使不能抵挡黑夜的来临，我们也要站在星空下仰望光明。
不必可怜谁，不必同情谁。所谓生活，不过就是一种“昂着头的艺术”，仅此而已。